我们常说孩子是祖国未来的花朵，花朵应该纯粹绽放，可现实并非如此。根据最高检《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（2014—2019）》，未成年人犯罪数量连续下降趋于平稳后又有所回升；2019年，全国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61295人，数目可谓触目惊心。原本纯洁无瑕的孩子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反倒开出了“恶之花”，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孩子教育的不到位，其中，法治教育的缺失或许是主因。

　　法治社会是构筑法治国家的基础。在笔者看来，没有拥有法治意识的国民，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。而法治意识的养成，首先在于学校的培养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法治副校长们承担着法治社会建设的重任。目前，针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与教育，我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健全的法律体系，但是在法治教育方面，还有很多工作需要积极推进。近日，教育部发布《中小学法治副校长聘任与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全面推动法治副校长制度落地，可以说意义重大。

　　《办法》试图通过规范中小学法治副校长的聘任与管理，推动完善中小学治理体系、健全学生权益保护机制，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目标的实现。其中，完善中小学治理体系是基础。按照办法，法治副校长要指导学校依法治理，健全校规校纪，参与学校的安全管理和处理师生的各种申诉等。目前各所学校都制定了各自的章程，在笔者看来，法治副校长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确保各校制定的章程能够落到实处。完善的学校治理体系对于学生们的健康成长十分重要，试想，如果老师们每天在学校都要遭遇各种不公，又如何指望他们教育好学生呢？

　　对于学生权益保护机制，考虑到未成年人保护法已经确立了学校及老师的各种义务，在此背景下，法治副校长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针对全体老师开展法治教育。笔者常年对中小学校长和讲授道德与法治课的老师们开展法治培训，对此深有感触：道德与法治课讲授面临的最大困难，就是开设课程的老师们自身不懂法律。而有了掌握专业知识的法治副校长的参与，相信这一局面一定会有很大改观。

　　归根结底，法治副校长要助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。这就需要全面强化对孩子们的法治教育，按照规定，法治副校长每年在任职学校承担或者组织落实不少于4课时的法治教育任务，虽然课时量少，但是如果利用好了，也能起到很好的作用。笔者始终坚信，教育是最好的预防犯罪的手段。雨果说过，“多建一所学校，就少建一座监狱”，而在笔者看来，多一名尽职尽责的法治副校长，就会少一名失足儿童。

　　对法治副校长而言，上好法治课存在两方面的挑战：一方面是把握法治理念的核心，避免纯粹的知识灌输。据笔者观察，中小学法治教学课程大多未能把握法治教育的内在精神，只是单纯以具体的法律知识为出发点，这往往导致法治教育的效果与初衷相悖。最近网上流传，一名15岁男孩操纵无人机侵入机场，且声称未满16岁不犯重罪就“进不去”；此前网上亦不时出现未成年人声称14岁以前可以“大干一票”而不用担责的视频。这些孩子并非不懂法律，而是把法律给学歪了，其原因就在于老师们没有深刻理解法治的内核，即权利意识：别人的权利和自己的权利同样是权利，都应当受到尊重。

　　另一方面就是如何以贴近孩子的视角开展法治教育。中小学法治教育推开时间短，法治副校长们大都没有教学经验，如何让法治教育为孩子们所接受，给孩子们播下法治思维的种子，是当前的主要问题之一，需要加以研究。此外，青少年法治辅助读物也非常欠缺，笔者近几年一直致力于创作适合青少年的法治读物，但个人力量终究有限，在此也期待法治副校长能够参与到这项事业中来。

　　（稿件来源：法治日报；作者：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、副院长 袁治杰）